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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 — 俄羅斯及蘇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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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及蘇聯史

從初期到約西元1700年

早在西元前一千多年，在為今蘇聯歐洲部分的土地上就有印度-歐洲及烏拉-阿爾泰的民族居住，但是，有關他們的民族性、風俗和活動情況，目前知之甚少。在現今烏克蘭的最南端，古時就有希臘和伊朗的移民點。在4世紀到9世紀期間，東斯拉夫人從易北河和普里佩特(Pripet)沼澤之間的一個地區向南向東擴展。9世紀時，由於北歐和中東的商人冒險家自北方和南方進入這一地區，這裡的社會受到了新的經濟、文化和政治勢力的影響。

大約在770到830年，來自波羅的海地區以及伊朗和北非的商業探險家，開始大規模地進入窩瓦河地區。他們是在尋找通往東方的新路線，卻發現了琥珀、皮毛、蜂蜜、蜂蠟及木材製品，所有這些都是對勇敢和幸運的慷慨獎償。原住民對他們的入侵只作了有限的抵抗，這裡沒有有影響力的地方當局來處理貿易中的平衡、貢金數目以及掠奪事件。830年前後，斯堪的那維亞商人在窩瓦河地區北部的梁贊(Ryazan)附近建立了一個中心，在伊斯蘭和西方的文獻中提到的第一個名義上的羅斯統治者(稱可汗)就在這裡。這個窩瓦羅斯汗國是基輔公國第一個直接的政治前身。

在幾十年裡，這些羅斯人同其他斯堪的那維亞人群體沿著這條主要河流往南，將他們的襲擊活動擴大到巴格達和君士坦丁堡。參加這些活動的斯堪的那維亞人中著名的是瓦朗吉亞人(Varangian)及其王公——日德蘭半島的留里克(Rurik)。他被認為是1598年之前統治東斯拉夫領土的王朝的創建者。

大約從930到1000年，該地區完全處在來自諾夫哥羅德的瓦朗吉亞人控制下。這個時期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貿易路線有了很大發展，黑海成了基輔公國的經濟生活的基礎，並決定了它的政治和文化的發展。自18世紀以來，對於瓦朗吉亞人是基輔公國的建立者的認識一直存在爭論，但是沒有理由懷疑在建立以他們名字命名的國家時他們所起的突出作用。

第一個東斯拉夫國家的連貫歷史，開始於斯維亞托斯拉夫王公(Prince Svyatoslav,972年卒)，他是瓦朗吉亞諸王公中最偉大的一位。他成功地征服了其他瓦朗吉亞人中心，哈札爾人(Khazar)和窩瓦的保加利亞人，他干預了拜占庭和多瑙河保加利亞人於968∼971年間發生的衝突，這些均標誌他的氏族在羅斯人中完全的盟主地位以及一個新的政治勢力在東歐的崛起。他的兒子弗拉基米爾(980?∼1015)頒布了一部法典，建立了本氏族的王朝等級制度作為其政治架構，據此對羅斯分散各地的領土進行統治，並於988年邀請或允許君士坦丁堡的東正教大主教在羅斯建立教廷。弗拉基米爾將王國領土擴大到其天然邊界︰頓河、聶伯河、聶斯特河、涅曼(Neman)河、西杜味拿河及上窩瓦河，但是他和他的繼承人都無法使這個龐大的王國保持長久的政治穩定。和第一次十字軍東征(1096∼1099)同時發生的貿易路線從南北方向轉為東西方向這一重大變化，加速了中央權威的衰落以及有著明顯地區和分裂傾向的留里克王公們之間的衝突，這反映沿北部和西部邊緣進行的出口貿易出現了新的格局。

能夠說明基輔羅斯的社會和政治制度的證據十分缺乏，表明它們尚處於初級狀態。每個王公都有由高級貴族組成的一批侍從，他們效忠於王公並擔負軍事任務。作為回報則是從統治的地區獲得收益。有限的資料表明，基輔沒有經歷過那種同西歐封建制度相關聯的複雜和高度管理的法律和經濟關係。基輔的政治制度的存在首先是由於木材業的國際貿易，以及對貨幣經濟的依賴，而大多數居民則很少參預其事。正式的文化則來自多民族的拜占庭綜合體，起初是通過南部斯拉夫人這個中介。

基輔的衰落導致羅斯瓦解為一些公國。東斯拉夫這些地區的獨特性質和歷史命運持續存在到20世紀。下面對一些最主要的公國分別作簡單敘述。

諾夫哥羅德

諾夫哥羅德城興起於9世紀，是森林開發地區的早期中心之一，在基輔時代仍為最主要的商業中心。基輔時代後期發生的種種變化並未削弱諾夫哥羅德的重要地位，因為它受益於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由於漢撒同盟活動的加強，另一方面是上窩瓦河地區的發展，而諾夫哥羅德正是它的主要貿易口岸。雖然諾夫哥羅德是留里克人的第一個基地，基輔多次被他們占領，但基輔的王公們在爭奪基輔王位的鬥爭中轉而招募瓦朗吉亞人擔任侍從。基輔及基輔之後其他中心所特有的王位繼承傳統，從未在諾夫哥羅德實施過。在基輔權力處於頂峰時期，諾夫哥羅德通常是由大公的一個兒子統治。而不是由控制著次要城鎮的「兄弟一輩」中的某人統治。當基輔衰落後，諾夫哥羅德迅速宣布(1136)不受王侯權力的約束，它雖然接受相鄰王朝對王位的保護，但直到被莫斯科征服以前，它保持著一個獨立自主城市的地位。

西北部

在此期間，斯摩棱斯克(Smolensk)、波洛茨克(Polotsk)、圖羅夫(Turov)和平斯克(Pinsk)這些公國的許多領土是在立陶宛大公國的控制下，該公國實質上是一個國際性的或非民族性的結構，它由一個統治著絕大多數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外國朝廷(屬東立陶宛異教徒血統)領導。到15世紀時，該朝廷有了斯拉夫文化(一種白俄羅斯語成為王國的官方語言)，而且在其頂峰時期(1392∼1430)，它控制著除大俄羅斯以外的舊基輔的全部領土，即今天的立陶宛、白俄羅斯、摩爾多瓦(摩達維亞)及烏克蘭等國的大部分。1385年，大公國加入波蘭王國。

東北部

在後來成為莫斯科大公國心臟地帶的奧卡河和窩瓦河地區，當諾夫哥羅德和波羅的海地區的斯拉夫人抵達之前，居住著一個芬蘭部落，新來的斯拉夫人同他們逐漸融合。羅斯托夫(Rostov)是最早的王權中心，從弗拉基米爾時期就實行王位輪換制。12世紀時，它為弗拉基米爾二世•莫諾馬赫(Vladimir II Monomakh)家族(它於1108年建立了新的弗拉基米爾王權中心)的年輕一支所世襲。在他的兒子尤里•多爾戈魯基(Yury Dolgoruky,1125∼1157年在位)及孫子安德烈一世(Andrew Bogolyubsky,1157∼1174年在位)統治時期，該公國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均有很大發展，並在下一世紀中維持了多年的統治。13世紀初期，莫斯科公國成了弗拉基米爾大公國內的王族封地，當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兄弟米哈伊爾•赫洛卜里特(Michael Khorobrit)征服弗拉基米爾(1248)並成為兩地的大公後，這個新的位置變得重要起來。涅夫斯基的兒子丹尼爾(Daniel)是後來莫斯科各留里克大公的先輩，他在位時間很久並取得很大成就(1276∼1303)，但在他去世時，公國的領土只不過比今天的莫斯科州稍大一些而已。莫斯科的興起以及後來達到空前的重要地位，開始於丹尼爾的兒子伊凡統治時期(1328∼1341)，它依靠同金帳汗國的窩茲伯(Oz Beg)汗的合作，並靠他那精明盤算的收益(可能是農業稅的徵收權)，極大地擴展了他的公國的影響。

西南部

加利西亞(Galicia)和沃利尼亞(Volhynia)在種族上和經濟上與基輔地區以及更遠的其他地區均不相同。農業高度發展；貿易，特別是該地寶貴的食鹽交易，是經過陸路向西發展的。加利西亞在1100年已是一個獨立的公國，在基輔衰落時，它開始壯大。後來，沃利尼亞的羅曼•穆斯蒂斯拉維奇(Roman Mstislavich,1199∼1205年在位)征服了加利西亞，並合併了兩個公國。他的兒子丹尼爾(1202∼1262)統治時期，同加利西亞土地貴族發生的麻煩以及匈牙利人的干涉，削弱了這個公國，並於1240年為蒙古的入侵者所征服。最終，這個地區為立陶宛(沃利尼亞)和波蘭(加利西亞)所統治。

1223年，當進入前基輔領土的蒙古先鋒部隊在卡爾卡(Kalka)河上徹底擊潰了沃利尼亞-加利西亞-波洛伏齊聯軍時，各個留里克公國一連幾代人都曾斷續地投入了戰爭，通常是同也是不團結的波洛伏齊人(Polovtsian,南部草原上的突厥游牧部落)部族組成一些複雜的聯盟。基輔遭到完全毀滅，諾夫哥羅德專注於商業及其北方的鄰居，加利西亞被內部事務所折磨並愈來愈深地捲入波蘭和匈牙利朝廷的事務中，而顯然是主要公國的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Vladimir-Suzdal)無力抵抗來自草原的組織嚴密的優秀騎兵弓箭手，他們是當代最強大的軍事力量。

修道院修士和宮廷御用文人編寫的史書出於宗教目的創作的傳說，過分誇大了蒙古人第一次征服造成的破壞程度以及抵抗的猛烈程度。蒙古人的目的是在統一政治體系下復興傳統上跨越中亞草原的貿易，給游牧部落的經濟增添活力。當他們往西推進時，他們十分容易地得到了突厥游牧部落一些群體以及古老絲綢之路上一些城市中絕大多數伊朗人和穆斯林商人的合作，他們遇到最大抵抗來自一些固定的政治中心及擁有土地的王公貴族。羅斯的土地上同蒙古征服的中亞地區有許多十分相似之外。這裡原先也是一個商業帝國，這時分裂成一些相互爭鬥的公國。這裡有控制著聶伯河下游、窩瓦河、頓河一帶的波洛伏齊人和在克里米亞及窩瓦河上游各城市中做生意的穆斯林商人，他們都是現成的的兵員。這些商人帶路，首先(1223)是向克里米亞和窩瓦地區古老的中心博爾加爾(Bolgary)。後來(1236)再次來到博爾加爾，接著前往梁贊、羅斯托夫以及蘇茲達爾的一些城市，再後(1240)才是基輔和加利西亞。

許多被征服的城市引人注目地恢復了原狀並適應了新的關係。有些城市，如基輔，在蒙古統治時期從未完全恢復，但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地區的城市顯然十分繁榮。在蒙古統治時期以前的任何資料中很少提到的莫斯科和特維爾(Tver)這些新的中心，則是在蒙古時期繁榮昌盛起來的。

因此，蒙古人的入侵並非到處都是災難。當地的王權中心依然是原來的樣子；有的王公對新統治者進行抵抗，結果在戰鬥中被殺，但在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從未委任過外國王公。在被征服的烏拉山以西的土地上，蒙古人幾乎沒有留下來；他們將政治和財務的管理權交託給突厥部落的首領及世世代代在此地區活動的伊斯蘭商人。不過，諾夫哥羅德的整個北方地區處在韃靼人的直接控制範圍之外，雖然聰明的市民同這些汗國的統治者保持著恰當的關係。

朮赤(成吉斯汗的兒子，他繼承了帝國的西部)家族曾一度想使博爾加爾和克里米亞地區的古老中心恢復生機，在放棄這一打算後，便建立了一個新的都城伊蒂爾(Itil,大約在1260年，它遷往現在伏爾加格勒附近的「新薩萊」〔new Sarai〕)這些城市就是後來稱之為「金帳汗國」的商業和行政中心。它的東斯拉夫領土是這個龐大帝國的一些屬國，在鼎盛期囊括克里米亞、從多瑙河到烏拉河的波洛伏齊草原、博爾加爾王國先前的領土(包括盛產皮毛的摩達維亞瓦森林和西西伯利亞的部分地區)，而在亞洲，先前的花剌子模王國。包括烏爾根奇(Urgench)，則是朮赤家族的文化首都。對斯拉夫土地的統治是通過當地的王公實施。這些王公中有的人大部分時間是在蒙古人的首都度過的。有限的證據表明，起碼在最初一百年中，韃靼統治者們更關心發展貿易而不是掠奪他們的臣民。

可是，這個多民族的韃靼商業帝國是不穩定的，內部的權力鬥爭削弱了它。1380年，韃靼人在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頓斯科伊(Dmitry Donskoy)手下遭到慘敗。韃靼人改組和收復了他們的俄羅斯領土，但金帳汗國再也沒有從14世紀的這些鬥爭中恢復過來。

金帳汗國瓦解的同時，正值莫斯科、立陶宛、窩瓦保加利亞地區及克里米亞的政治權力上升。經過15世紀初期一系列爭奪王權的衝突後，莫斯科成了大俄羅斯領土上的領袖；不過莫斯科達到這個卓越地位是十分自然的。它處於令人羨慕的東北部，同一切主要河運系統相連，也同大草原毗鄰，靠近主要毛皮產地及農業土地最集中的地區，它還有一批精明、長壽的王公。

15世紀初，莫斯科的王權衝突以季米特里•頓斯科伊的孫子成功地確立了自己家族的長期統治地位而告結束。頓斯科伊的曾孫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時期，莫斯科公國發動了一場目的明確、勢不可擋的大規模攻勢，兼併了整個東斯拉夫土地，包括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他的有效的軍事和外交活動極大地擴張了莫斯科的領土，有助於使人們相信他肩負著最終「擺脫韃靼人羈絆」的責任，雖然這個「羈絆」早已自己脫落了。伊凡王朝還發展了一套正規的官僚政治及土地保有權制度。土地授予士兵的制度引起了一場主要圍繞修道院土地的鬥爭，並導致中部地區的自由農民成為農奴。

伊凡的兒子瓦西里(Vasily,1505∼1533年在位)大大地加強了君主制度，並且還兼併了普斯科夫(Pskov,1510)、梁贊(1521)和斯摩棱斯克(1514)。他也採取措施限制修道院和世俗界對土地的占有，以及附屬於他們的司法豁免權。他推行這些措施，依靠的是正在壯大的官僚集團以及上層文職人員，而不是其權力隨後遭到削弱的大貴族。

1533年瓦西里死後，他的政策由妻子繼續推行，並獲得若干成功，但在她1538年去世後，各派大貴族企圖取得對國家機器的控制權。在經過10年的勾心鬥角後，一個由官僚、教士和舊莫斯科貴族組成的強大聯盟控制了政府，並採取了一系列改革。這個集團扶持瓦西里的兒子伊凡即位，稱沙皇(他們打算控制他)；他們制定一部新的法典，改組了軍隊，並著手改革地方政府。

史稱「恐怖的伊凡」在即位(1544)後很長一個時期內無疑是一批主要政客手中的傀儡。改革者們試圖使這個成長中的國家的行政機構現代化和標準化是同計畫中的一連串軍事行動有關。1557年，最高軍事領導層內許多人對這些軍事行動之一表示反對。伊凡袒護持反對意見者，首次顯示自己是一個有主見的人。伊凡是一位災難性的壞統治者；他一旦掌握了全部權力，就設法消滅那些在他即位前掌握統治權力的人，甚至摧毀他們建立的政府機器。

伊凡著名的「沙皇禁苑」(oprichnina)於1564年開始實施，是將王國分散的土地集中作為王室土地置於他的直接控制下，他運用這種手段表示了他對所建立的政府的憎恨和誤解。他建立了一個由諂媚者和雇傭兵構成的新的、簡單得多的官員集團和一個朝廷，動輒使用恐怖手段並迫害那些對國家現代化做出許多貢獻的集團。「沙皇禁苑」的破壞性由於伊凡在此期間捲入了代價高昂且更具災難性的利沃尼亞戰爭而達到高潮。1584年他去世時，這個他要從其締造者們手中加以改造的國家已成一片廢墟。

這時莫斯科的控制權落到了鮑里斯•戈東諾夫(Boris Godunov)手中，他的姐妹嫁給了伊凡唯一倖存的兒子。戈東諾夫(1598∼1605年在位)顯然成功地修復了伊凡時期造成的許多破壞。在他統治期間，除了同瑞典人進行一場短時間的戰爭並取得勝利外，一般是和平的，他重新推行該世紀中期曾實施的一套現代化標準化的政策。有些問題，如著名的大貴族的不滿和反對繼續存在。爭奪王位的第一個偽季米特里在波蘭人的支持下向莫斯科進軍。他的支持者很快遭到失敗，但幾週後戈東諾夫也突然死亡，於是大貴族發動了反對戈東諾夫家族的政變，並使季米特里登上沙皇寶座。此後一個時期即是聞名的混亂時期(Time of Troubles,1606∼1613)。混亂籠罩著莫斯科中部地區，季米特里隨後被殺害，接著出現了第二個偽季米特里，同時發生了波蘭的入侵。各種派別團結一致反對波蘭人，並於1613年選舉羅曼諾夫(Michael Romanov)為沙皇。

在15和16世紀社會和經濟生活的不斷變化中，發生了3個相互聯繫的進程︰經濟呈穩步增長勢頭；中央政府的權力得到擴展；貴族侵占先前由自由農民擁有的土地，與此相伴的則是大批農民淪為農奴。這個時期也被認為是大俄羅斯文化興起的年代，這主要是由於大俄羅斯居民在一個穩定的、中央權力不斷增強的君主政體下不斷壯大和興旺的結果。在政府嚴格的政治控制下，教會取得了對該王朝的文化、作風及思想方式的控制，產生了一種由民族主義的、專制的、東正教會的諸多因素構成的罕見的混合物，從而變為上層莫斯科的文化。

羅曼諾夫政權用了十多年時間使自己在政治上站穩腳跟，並恢復經濟和社會秩序。政治上的復原主要得力於倖存的中央官僚機構和寡頭政治集團。後來的發展則由這些集團在17世紀的成長、鞏固以及幾乎不受阻礙的自然擴張所決定。在混亂時期結束時，官僚機構的職能由主要大貴族及專業行政官員進行運作；在一百年間，商人階級、全體貴族以及教士成了它的無所不在的系統的一部分。中央權力的擴大輕易地壓倒了其他一切政治和社會勢力，其原因是地方機構的脆弱以及缺乏獨立的教會和社會權威。

這些過程反映在1649年的大法典中，這部大法典是1833年以前俄羅斯法律的基礎。它置教會事務於國家管轄之下；它使農奴制度合法化；它列舉了各種反君主「言論和行動」的罪行。政治方面，在17世紀經過同波蘭的多次戰爭後兼併了東烏克蘭。宗教方面，當尼康(Nikon)牧首在1650年代推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後，東正教會發生了分裂，這些政策涉及教士的職責、簡化禮拜儀式，以及根據希臘文訂正宗教書籍。這引起了宗教界和地區的強烈反抗。政府支持改革派，並打擊了「舊禮儀派」。

從彼得大帝到尼古拉二世

彼得一世登上王位(1689)標示著17世紀的結束。彼得一世即位所開創並確立的社會、制度和智力的趨向主宰俄羅斯達兩個世紀之久。彼得小時候就同居住在莫斯科的西歐人接觸甚多。這種交往點燃了他對航海和機械技術的興趣，並給他提供了一個更加自由的社交環境以及更能激發智力的氣氛，這是他在其他地方根本得不到的。他決心將這種更有活力和「開放」的生活方式引入俄羅斯。

俄羅斯在亞洲的擴張

彼得為保衛俄羅斯南部邊界，防禦克里米亞韃靼人的入侵，創建了第一支俄羅斯海軍，但是反對瑞典的北方戰爭(1700∼1721)是他整個統治時期的當務之急。他打敗瑞典人使他得以控制芬蘭灣和波羅的海東岸地區。彼得在從瑞典人那裡奪得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個新的給人以深刻印象的首都聖彼得堡。它的建設付出了3萬多人的生命並吞噬了公共和私人的大量財富，但是新首都也象徵著俄羅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重心向西歐的轉變。1721年後，彼得在一次打敗波斯人的戰爭中，又擴張了帝國南部沿海的邊界。

彼得正式將莫斯科沙皇國改為全俄羅斯帝國，並在1721年同瑞典締結的和約中，接受了皇帝的稱號。彼得沒有突出自己，而是突出了自己政府的職能，並為行政機構的現代體系奠定了基礎。在新的行政機構中，工作成績是任命和提升的主要標準。為了實現這一點，彼得頒布了「官階表」(1722)，它是19世紀下半葉以前所有國家官員(軍職、文職、宮廷)的職務的基本結構。其中畫分成14級；理論上，一個人必須從最低一級(第十四級)開始，升擢則根據功績和資歷。在某種意義上，「官階表」為所有官職開闢了建功立業的道路，並使官員階級平民化；但由於官員職務要由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來提任，因此只有少數人，即貴族階層和教士階層有這種資格，此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8世紀後期。

出於對合格人員的需要而制定的「官階表」同樣也決定了彼得對幾個社會階級的政策。各個集團成員傳統上為國家所盡的義務由彼得賦予了現代的合理的形式。這種改革將傳統的社會階級轉變為按功能分成的階級，它們像是一些幾乎無法從中脫離的團體。對於貴族來說，服務是終身的、正規的和永久性的。彼得要求貴族將受教育作為服務的先決條件。無論是在家中還是在學校，學習便成了貴族的生活方式的特徵。

農民的身分雖然是農奴，卻同村社及他所耕種的土地保持傳統的關係；但彼得為防止偷稅漏稅現象發生，制定了一個新的稅收單元——「魂靈」，即每個達到勞動年齡的男性農民，地主擔負著向他自己的每個魂靈徵收稅款的責任。這樣一來，農民僅是稅收冊中的一個項目，他可以根據主人的需要或一時的興致被轉移、出賣和交換。農奴實際上同奴隸沒有什麼區別。

彼得作為一個具有世俗心態的專制君主，不大看重教會。當牧首於1700年去世後，彼得沒有指定繼承人；最後，他於1721年建立了一個教會官僚機構︰由幾位主教和一位皇帝的世俗代表組成的主教公會。教士階層的成員變成嚴格世襲的；教士集團被改變成一個封閉的政府的宗教僕人階層，不讓他們接觸新引進俄羅斯的世俗文化，取削了他們傳統的道德方面的權力。

那些使彼得統治時期成為俄羅斯歷史上最具發展潛力的變化，不是行政機構的改革和軍事上的征服，儘管這些也意義重大，而是國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改變，至少是在行政部門的貴族階層中的改變。外國的觀察者大肆宣揚彼得下令貴族必須剪掉鬍子、穿西裝，參加舞會和晚會，以及學習喝咖啡等。但這些只是更為深刻的種種變化的外在標誌，這些變化將在一代人左右的時間內使受教育的俄羅斯貴族成為歐洲上流社會的成員。

或許，最重要的是，彼得一世的統治時期標示著俄羅斯教育和文化生活的一個新時期開始。彼得是大規模引導世俗教育並使之成為國家全體公務人員必修課的第一人。

當代的人以及後來若干代人一致認為彼得時期是革命的，它的主要成就是征服波羅的海沿岸及海地區；但更為重要的事實是，在他統治期間，俄羅斯成了歐洲的主要強國，同主要貿易大國建立正常的交往。彼得統治時期是同俄羅斯過去的一次徹底決裂，還是僅僅是17世紀開始的趨勢的頂峰，這個問題可以討論；但有一點十分清楚︰彼得時期是俄羅斯歷史一切爭論的中心。

1725年彼得52歲時意外去世，留下了兩個主要的制度性質的問題未能解決。一個是王位繼承問題，這個問題沒有解決不僅因為彼得沒有選擇自己的繼承人，而且還因為在該世紀的其餘年代，幾乎任何一位有影響的人物或團體都不關心一位統治者的選擇。第二個問題是，缺少對帝國政策進行計畫和控制的穩定的中央管理；與此緊密相關的是誰在制定帝國政策上起決定作用(即「統治集團」的實質及其與專制君主的關係是什麼)。由於這兩個問題未能解決，造成了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動盪不定的氣氛，使得從1725年到凱薩琳二世1762年即位這段時期很難說是舉國一致和有意義的。

由於缺少中央管理機關，政府事務常常由皇室的親信或親戚來管理。他們中許多人是日耳曼血統，當地人不喜歡他們，但在彼得死後那段時間，他的行政改革已結出果實。「官階表」成了獻身於國家利益的公職人員階級的基本框架。大體上，進入這個官員階級的門是向一切人敞開的，只要他具備必需的技能和教育，教士和非俄羅斯族地主的子弟也不例外。可是事實上，官階表上的提升只有個人的功績和表現受到統治者的認可，或者更為可能的是，受到接近統治者的高官顯貴的認可，才能實現。這種個人因素在正式的晉陞制度上起著重要作用，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決定著政府和軍隊的統治層中最上層的人員結構。這個集團成了一群幾乎是永久的統治精英，他們吸收自己的成員並促進與自己最有直接關係的家族的利益。這個制度的順利推行鞏固了彼得的各項改革，對外政策取得了若干成就，國家的國力和財富有了普遍增長，儘管這個時期統治者們的能力不大，親信們管理不當。

1762年的一次宮廷政變將一位最傑出的彼得繼承人推上王位。凱薩琳是一位德意志窮親王的女兒，15歲時來到俄羅斯，嫁給王位繼承人，即後來的彼得三世。她在一個為爭奪皇位而進行勾心鬥角的氛圍中長大成熟。她的丈夫的個人作風在聖彼得堡社會不得人心，他的親普魯士政策引起了普遍不滿。這使凱薩琳毫無困難地獲得參政院成員、高級官員以及皇家衛隊(由她的情夫奧爾洛夫〔Grigory Orlov〕及其兄弟指揮)軍官的支持，從而推翻了他。

凱薩琳統治時期(1762∼1796)是俄羅斯帝國大擴張時期。她參與了瓜分波蘭，並為俄國獲得了整個波蘭東部及先前的立陶宛大公國。在南方，她得到了黑海北岸及克里米亞。在烏拉山以東的大草原上以及沿海一帶也進行了擴張。與此同時進行的是在南方實行大規模向外殖民及安置農民，其結果是建立了一批重要的南方城鎮，如敖得薩。農奴制也擴張到這些畫分給俄羅斯貴族的新開發土地上。這種擴展加重了烏克蘭和俄羅斯農民的苦難及對他們的剝削，而農民的苦難則爆發為1773∼1774年席捲整個俄羅斯歐洲部分的農民暴動，這次暴動的農民領袖是哥薩克人普加喬夫(Yemelyan Ivanovich Pugachor)。農民暴動雖然取得了若干勝利，但最後還是被政府軍隊所鎮壓。

普加喬夫暴動暴露了地方管理的缺陷，從而對地方一級進行了一系行政改革。帝國被畫分為若干省，每個省設一位省長。雖然這個新的制度促進了當地上層階級中有能力有文化人士的責任感，由他們代行某些行政職能，但是農奴和下層階級發現，沒有任何人出來保護他們的利益。

凱薩琳沒有對中央政府的行政職能進行重大改革，彼得時期制度的主要結構上的缺點依然保留下來，即缺少一個配合政府有關方面解決各種衝突以及設計政策和監督執行的機構。她修訂法典(自1649年以來實行的)，並召集一個除私人農奴外各個階層選出的代表組成的委員會以討論重大事件。凱薩琳為這些舉措發布的詔令，主要是受西方政治思想家的啟發；但是它完全不是為一部自由主義法典提供藍圖，而是強調需要有專制制度及強大的中央機構。1768年，這個委員會被解散。

凱薩琳的社會政策的目的是引導貴族階層參與文化和經濟活動，努力減少他們對擔任國家職務的依賴。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她給予貴族開發和開採他們莊園地面和地下資源以及經營其莊園及農奴所生產產品的專營權。貴族還得到了對所居住莊園的所有權的壟斷，這事實上是將對農奴的所有權限定給了貴族階層。

在凱薩琳統治時期，世俗教育也有了改進，因為這是職務晉陞的先決條件。宗教教育也很重要，不僅因為它培養未來的教區人員，而且還要靠它充實政府的中級與高級官吏，以及產生第一批俄羅斯本土的院士、學者及科學家。智力發展的趨勢同時在受教育的俄羅斯人中喚起了民族自豪感以及一種認為俄羅斯有辦法使自己上升到歐洲大國的文化和政治水準的情緒。可是，政府並不總是喜歡這種趨勢。1790年出版的拉季舍夫(Aleksandr Radischev)的《從聖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Moscow)一書描述了農奴們的非人地位以及他們主人的腐化生活，它提出警告，這些現象不僅威脅現存秩序的穩定，而且也威脅俄羅斯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凱薩琳被這該書所激怒，她逮捕了拉季舍夫並將他流放到西伯利亞。他成了俄羅斯精英中第一位政治殉道者；他的書和他的命運預示著知識分子和政府間的對立狀態支配著整個19世紀的俄羅斯歷史。

俄羅斯進入19世紀時，出現了一個希望改革他的帝國使之有益於自己臣民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他的希望落空了，主要是因為拿破崙的侵略行經將亞歷山大的注意力轉移到外交和國防上。俄羅斯充足的人力和有限的財力在戰爭中均消耗殆盡。雖然如此，當拿破崙於1812年入侵俄國失敗後，俄羅斯是以歐洲最大的陸上強國及第一個在歐洲大陸打敗拿破崙的勝利者出現在世界上。在這些戰役中取得的巨大聲望一直保持到該世紀中葉。1815年後，亞歷山大主要關心的是宏偉的國際和平計畫。當他全神貫注於外交和宗教時，治理俄羅斯的是一些保守派人物，他們依靠軍事勝利的支撐，堅持既定的秩序、農奴制等等。可是，受過教育的俄羅斯人卻相信變革是必要的。1820年代初，共濟會及其他祕密團體十分活躍。在他們深思熟慮的各種計畫中，產生了推翻政府的陰謀。這些陰謀分子得知亞歷山大去世，計畫於1825年12月採取行動，因而被稱作12月黨人，他們被擊敗並被逮捕，5人被處死刑，更多的人被判處年數不等的徒刑。亞歷山大的繼承人尼古拉一世深受這些事件的影響，決心反對任何重大政治改革。在1848年歐洲發生革命後，他對一切變革的反對，他對甚至溫和的自由思想的懷疑，以及他對愚民政策的審查制度的堅持，均達到了頂點。

亞歷山大一世及尼古拉一世時期的俄羅斯是受官僚制度的統治。彼得大帝之後各代統治者為建立一種歐洲型的行政機構的努力，只取得部分成功。該世紀中葉的俄羅斯官僚政治兼有1750年代中歐官僚政治的特點及彼得大帝以前俄羅斯的特點。「服務精神」的基礎，對於絕大多數俄羅斯官員來說，只是對沙皇的卑躬屈節的服從，而非歐洲各國所理解的是為國家服務。俄羅斯官僚們所迷戀的是官階及地位，因為這是政府唯一能激勵他們的手段。

普通官僚是一些平庸的人物，但其人數在穩步增加。他們的薪俸十分微薄。造成政府貧窮的原因，一方面是經濟落後，另一方面是從貴族那裡實際上徵不到稅，第三個方面是進行戰爭的龐大費用——不僅大的戰爭，而且還包括在高加索進行的長期殖民戰爭。政府官員受教育程度很低。責任的集中意味著決定的遲緩，拖延多年的事屢見不鮮。居民中的大批猶太人和異教徒受到各式各樣的法律限制。貪污腐敗現象大量存在。

這個世紀的上半葉，農奴的地位沒有發生明顯變化。雖然許多人相信，制度迫切需要改革，但似乎沒有容易的解決辦法。如果廢除了農奴制，有的權力機關就得安分守己，而且現存的官僚機構也是十分不適當的。大多數農奴主認為制度應保持下去，任何形式的解放農奴都會使許多人遭到經濟損失，因此這個制度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到該世紀中期，在總數約為7,000萬的人口中，農奴的人數大概為4,700萬。

19世紀俄羅斯帝國儘管存在明顯的國內問題，仍進行了引人注目的擴張，特別是在亞洲。在高加索，喬治亞王國於1801年自願與俄羅斯合併。喬治亞的其他小公國則在此後數年內被征服。波斯於1813年割讓了北亞塞拜然，1828年割讓了亞美尼亞的埃里溫(Yerevan)省。1840年代，俄羅斯確立了對哈薩克游牧民族的統治。在遠東，俄羅斯船隊在1849年勘探了黑龍江下游地區並發現了庫頁島與亞洲大陸之間的海峽。1799年建立的俄美公司控制了阿拉斯加的部分海岸和一些島嶼。在歐洲，1809年俄羅斯從瑞典手中得到了芬蘭。所有這些收穫，使得俄羅斯在19世紀成了一個多種語言及多種宗教的帝國。這時只有大約一半居民是講俄語和信仰東正教。東正教同其他基督教派相比，此時在某種程度上有了更多特權；全體基督教徒較之穆斯林有更高的社會地位；而猶太人則較後者處於更不利地位。合法性的基礎，則是對沙皇的服從。

波蘭對俄羅斯統治的不滿是19世紀斷斷續續出現的問題，雙方都要求得到兩國間一度屬立陶宛大公國的土地。在為得到立陶宛進行的活動中，波蘭人的希望落了空，這或許是1820年代末華沙和聖彼得堡之間不斷加劇緊張關係的唯一最重要原因，事態發展的頂點是1830年11月爆發的波蘭人起義及1831年俄國和波蘭軍隊間爆發的戰爭。波蘭人被打敗，它的憲法被廢除，一項俄羅斯化政策開始實施。

19世紀俄羅斯與土耳其的關係也是至關重要的。長期的對土政策是確保俄羅斯運輸穀物的船隻有通過黑海的出海口。通過外交談判和戰爭，俄羅斯在這個地區取得了一系列進展，主要的有為俄羅斯兵艦開放黑海水域及割讓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摩達維亞)；然而歐洲各國對土耳其事務的關懷以及基督徒在近東的處境，導致了俄國同英、法和土耳其在克里米亞進行的戰爭。儘管在高加索取得了一些勝利，以及在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進行了持久的防禦戰，這場戰爭俄羅斯是被打敗了，它的最高軍事指揮部丟了臉。

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使俄羅斯的落後變得十分明顯，實現現代化的第一步便是廢除農奴制。1861年，亞歷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使農民從農奴地位解放出來，並採取步驟使他們成為土地的擁有者。這些條款在許多方面，或者說絕大部分，對農民是不利的。它引起爭論的地方是，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既非農民也非土地擁有者，而是國家。國家的行政管理現在擴展到村一級，在這裡，經選舉產生的最低一級權力中心是村社，但在解放後的幾十年間，還是有少數殷實的農民做到了自主並且逐漸富裕起來。

雖然許多農民的地位有了改善，但農業依然處於落後狀態，貧窮較之富裕以更快的速度增長。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對農業漠不關心。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受增強國力和軍力的願望所驅使。農業主要被看作是支付工業和軍隊費用的主要收入來源。人口過剩也起了一定作用。用在農業中的勞動力，按每一耕種單元及相應的產量計算，都遠遠多於西歐。農民村社有權根據家庭需要重新分配土地以及命令全體成員實施輪作制，但由於辦事效率不高，也使困難增加。這樣做的結果，妨礙了那些有進取心的農民，而保護了無能者。

解放農奴後，還實行了一些重要改革。1864年，在省和縣一級實行新的議會選舉制度。這些議會的名稱叫地方自治會(zemstvo)，由包括農民在內的一切階層選舉產生。地方自治會有權徵稅並將資金用於學校、醫療機構、道路及其他社會服務措施。司法改革按歐洲的模式進行，並於1870年在俄羅斯的主要城市進行了市政府選舉。

儘管採取了這些改革措施，革命活動仍在繼續發展。許多農奴及激進知識分子對農奴解放感到失望，特別是因為先前的農奴必須購買他們畢生在其上勞動的土地。此外貴族中自由派人士強烈要求建立某種形式的全國性代議機構和協商機構。有些革命團體暗示了社會主義思想，有的則熱衷於恐怖主義和進行反對國家的陰謀。1881年，這位解放了農奴和進行了其他改革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遇刺身亡。

他的繼承人亞歷山大三世(1881∼1894年在位)考慮了許多繼續改革的計畫，但是決定重申專制政體的原則不容改變。一個反動階段來臨了。教育受到限制，地方自治會的活動受到牽制，農村村社被置於嚴密的控制下。民選的保安官一職被取消，而官員們對平民，特別是對貧困階層保持著一種傲慢的輕蔑態度。對猶太人及基督教其他派別成員的歧視性法律，仍是普遍的不公正、苦難及怨恨的根源。

這些壓制政策曾有過一時作用，但是隨後幾十年的經濟發展，造成了新的社會緊張氣氛，並孕育出了新的社會團體，活躍的反對派從中再一次發展起來。地方自治會同中央權力機關的衝突日益增加，他們為社會進步所做的一切工作，即使是非政治性的，也遭到阻撓。1890年代後期，其目標是建立協商性質國民會議的溫和自由派在選舉產生的地方自治會會員中有強大的影響力，地方自治會會員大部分是擁有土地階層的成員。在城市中的專業人員階層，態度則更加激進，同時具有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成分。一個工業工人階級的壯大成長，為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群眾基礎，到該世紀末，甚至在農民中間也開始對政治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興趣。

這時，社會革命黨從俄羅斯正在成長的知識分子階層中補充了新的成員。他們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對於他們來說，現存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是無法接受的。19世紀後期年輕的革命黨人中，東正教教士或與教會關係密切人士的子弟，占有顯著的高比例。沙皇的專制統治使他們厭惡，但並不反對一般的專制制度。他們展望著一種善良的專制制度。

19世紀末俄羅斯革命的社會主義分為兩個主要潮流；社會革命黨人希望在農村村社的基礎上建立一種社會主義制度；而社會民主黨人相信，未來在於工業化和工人階級。社會民主黨人又分為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和由一些其他派別組成的孟什維克。說列寧熱衷於嚴格紀律，而孟什維克的目標是建立西歐型的群眾勞工運動；說孟什維克比布爾什維克更願意同非社會主義的自由派合作；說列寧比孟什維克更加關心農民這個潛在的力量；這是一種過分簡單化的說法，但它是可以允許的。

19世紀後期，教育方面的進展並未與人口的增加保持同步。到世紀末，正在大學受教育或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數還不到總人口的0.1％。他們絕大多數是貴族或官員的孩子。這個時期，在校上學的兒童還不到全部學齡兒童的1/3.長期忽視教育再也不能用全然落後或缺乏資金來解釋了︰如果俄羅斯的統治者想到教育的重要性，它是能夠擔負起一個現代教育制度的費用的。然而在俄羅斯，19世紀是有著巨大文化成就的世紀。這個時期俄羅斯文學巨匠的名字有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杜思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及契訶夫。作曲家有葛令卡、巴拉基列夫(Mily Balakirev)、鮑羅定、穆梭斯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及柴可夫斯基。著名的科學家有羅蒙諾索夫(18世紀)、門得列夫及巴甫洛夫。

俄羅斯儘管內部存在弱點和失敗，但19世紀後半葉在亞洲繼續進行顯著的擴張。1860年，俄羅斯得到了黑龍江以南太平洋沿岸的長條地帶，並開始建立海參崴海軍基地。1875年，它得到了整個庫頁島的控制權。在此同一時期，突厥斯坦和突厥人有條不紊地被征服。在遠東同日本的關係由於該世紀末俄羅斯支持中國的利益以及隨後併吞遼東半島而變得緊張起來。俄羅斯在旅順建立了海軍基地，並得到了修建一條貫穿中國東北的鐵路的權利，這條鐵路為俄羅斯擁有。當尼古拉二世(1894∼1917年在位)拒絕承認朝鮮為日本的勢力範圍後，兩國關係惡化了，日本於1904年2月8∼9日夜對旅順港的俄國人發動了襲擊。

日俄戰爭(1904∼1905)象徵沙皇俄國末日的開始。一次決定性的國際軍事行動的失敗與國內的暴亂及革命同時發生，使俄羅斯國內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整個戰爭期間，政治上的不滿增長了，而城市無產階級的經濟狀況惡化。1905年1月22日(舊曆1月9日)星期天，一大群工人在一名叫加邦(Georgy Gapon)的神父率領下向冬宮前的廣場行進。軍隊向人群開火，傷亡數百人。隨著流血星期日而來的是愈來愈擴大的混亂。有罷工、工人遊行、巷戰、農民暴動，以及在陸軍和海軍中發生的兵變。在非俄羅斯人居住地區，混亂特別嚴重。1905年的革命運動於10月以全國範圍的鐵路罷工及在聖彼得堡建立工人代表蘇維埃(會議)達到高潮。尼古拉二世面臨崩潰的威脅，於是發表聲明同意召開國會會議。在以後數週，一系列法律確立了稱之為國家杜馬的各項權力及其選舉的程序。

1906年選舉產生的第一屆杜馬有一個左翼多數派。非俄羅斯人有了充分的代表，但是俄羅斯的保守派則占微弱多數。杜馬和沙皇部長們之間的合作證明是不可能的。杜馬要求的改革——將地主的莊園有償或無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大赦政治犯；給予猶太人和宗教界的反對派平等的權利；給波蘭以自治權——都是政府不能接受的。經過兩個月的僵持後，沙皇解散了杜馬，新總理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根據法令進行統治。農民暴動遭到無情鎮壓。到1907年初，最後的一些激動人心的革命事件均已過去，軍隊的紀律恢復了，警察開始進行有效的活動。1907年舉行了第二屆杜馬選舉，數月後再次遭到解散。第二次解散後，選舉法進行了修改，對選舉權作了有利於上層階級不利於農民、有利於俄羅斯人不利於其他民族的限制。

在1904到1917年間，召開了兩次以上杜馬的會議，但是沙皇政府仍然維持著19世紀那樣的專制統治。儘管如此，國家生活中出現了值得注意的進展。政黨以及公共集會和公開的政治辯論現在都有。新聞界也比較自由。工人可以組織工會，雖然罷工是非法的。中央政府不再妨礙地方政府。初級教育在質和量上都有了進步。雖然條件和前景都有了改進，但受教育的男男女女仍有許多不滿；而知識分子在感情上對該政權的疏遠只是勉強有些縮小。

斯托雷平主要關心的，除了恢復秩序外，就是改善農業。他採取措施促成農民村社的解體以及建立個人農場，並且最終認識到，農業需要政府進行投資，不能為了某些經濟利益而單單從農業榨取。1911年斯托雷平的遇刺身亡及1914年爆發的大戰打斷了他那場短命的改革。他死後，政府回復到原來的狀態︰一位軟弱、優柔寡斷的沙皇，周圍是一群勾心鬥角的官僚及阿諛諂媚之徒。在這些年裡，宗教投機分子拉斯普廷利用自己能用催眠術控制唯一的王子阿列克謝(Aleksey)所患的血友病，在宮廷內對皇后產生了重大影響。

1914年爆發的戰爭的直接原因是奧地利大公斐迪南(Franz Ferdinand)被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分子刺殺，但是19世紀歐洲人熱衷於搞聯盟以及在有關巴爾幹斯拉夫人的地位和生活條件上俄羅斯對土耳其的傳統的好戰態度，為這場戰爭輕易地鋪平了道路。1908∼1909年的波士尼亞危機後，俄羅斯的政策為巴爾幹事務所吸引，在那次危機中，德國使俄羅斯公開地丟了臉，被迫撤銷了對塞爾維亞的支持。在以後的幾年中，俄羅斯的外交活動是努力組織包括土耳其在內的巴爾幹國家的反奧同盟。這個活動沒有成功，但是1912年俄羅斯成功地組織了塞爾維亞-希臘-保加利亞的反土耳其同盟。1913年爆發的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再次將保加利亞置於奧地利陣營。當奧地利於1914年夏對塞爾維亞提出要求時，俄羅斯面臨著極其嚴重的困境。如果它拋棄塞爾維亞，它將失去整個巴爾幹，並增加對它作為法國有用的伙伴的懷疑；在那一事件中，俄羅斯也很可能使自己自然地成為德國的一個附庸國。另一種選擇是使巴爾幹衝突升級。按照1914年通常的明智做法，俄羅斯採取第二種選擇必定被認為是合情合理的。這一決定也必然為俄羅斯帝國政權的滅亡分擔了部分責任。

1914年，法俄同盟表明了它的重要性。俄羅斯在東線的進展防止了德國迅速在西線對法國取得勝利，但是俄羅斯對東普魯士的入侵卻遭到失敗，造成約15萬俄羅斯人被俘。土耳其作為德國的盟國參戰是一場大災難，它不僅在高加索開闢了一條新戰線，而且由於海峽關閉，協約國的大量供應品無法運進俄羅斯。俄軍嚴重缺乏軍火。1915年5月，同盟國在波蘭發起攻勢，占領了大量領土。到秋天，俄羅斯損失兵力超過100萬人。

這些災難在國內激起強烈不滿。在杜馬和新聞界出現了要求建立一個「能博得國民信任的政府」的呼聲。沙皇忽視了這種呼聲；他堅持擔任作戰部隊的最高指揮，將一批能力平庸的部長留在首都，很難說這些人竟然是政府。經濟狀況惡化了。人力的動員使工業和農業均遭到破壞；交通運輸超過負荷；軍事當局專橫地干預民間的各種需要；物價的上漲速度大大快於工資；各種物資嚴重匱乏，甚至糧食也嚴重短缺。工人階級的不滿增加了。

雖然軍事形勢在1916年有了進展，但公眾輿論卻沒有變化。政府官員同地方自治會及自治區進行了毫無必要的鬥爭。沙皇的部長們證明是極其無能和不得人心的。拉斯普廷於1916年12月被暗殺，進一步使皇帝不知所措。1917年1月，首都的食物供應惡化了。3月初，罷工、遊行及領取救濟食物的大批漫無目的的人群蜂擁至街頭。有些兵營發生譁變，事態變得很清楚，部隊不會再向人群開火。在重新命名的彼得格勒(聖彼得堡)，成立了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沙皇令其休會的杜馬也建立了常務委員會。根據蘇維埃與杜馬委員會達成的協議，建立了一個臨時政府。3月15日，它的使者來到普斯科夫，沙皇曾打算從這裡的軍事指揮部返回首都，但因受阻未能成行。他在這裡向他們交出了退位書︰舊俄羅斯君主政體的一千年歷史到此結束了。

1917年以來的蘇聯

臨時政府面臨一系列困難及有爭議的問題。食物短缺和不斷惡化的經濟危機沒有近期的解決辦法。俄羅斯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造成這些困難的原因，因而產生了一些令人痛苦的問題。首先，推翻了君主政體的革命形勢使灰心喪氣的居民的各個部分的潛在不滿和要求都得以釋放。一年的時間即將過去，群眾的政治情緒變得愈來愈激進，農民要求土地，工人要求食物和對工廠進行管理，士兵要求結束戰爭，少數民族要求獨立，這些要求的呼聲愈來愈高漲。

二月革命時，列寧在瑞士，托洛斯基(Leon Trotsky)在紐約，史達林在西伯利亞。布爾什維克只是一個沒有明確目標的小黨。列寧譴責了臨時政府，並取道德國、瑞典和芬蘭回到彼得格勒。他回來後，立即號召推翻臨時政府，並呼籲「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他迅速說服布爾什維克黨採取這個立場並使它投入一場為贏得愈來愈激進的俄羅斯大眾的忠誠而進行的組織和宣傳運動。該黨很快獲得了民眾的支持，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則相反受到冷落，這反應在布爾什維克代表的人數在蘇聯有了長足增長。

可以看出，像科爾尼洛夫(Lavr Kornilov)將軍在8月發動的反對總理克倫斯基(Aleksandr Kerensky)的反政變這類事件，迅速地削弱了公眾對臨時政府的支持。由於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及食物嚴重短缺，群眾的革命情緒發展到了採取直接行動的程度。農民開始占領和劫掠地主的莊園。罷工不斷發生，工人們開始在工廠實施「工人管理」。基輔和赫爾辛基的民族主義領袖已使烏克蘭和芬蘭實際上取得獨立。軍隊開始瓦解，因為部隊中的農民都開小差回家去參加分田了。城市中的預備役部隊害怕被派往前線，愈來愈來受到布爾什維克的影響。

針對這個日益混亂的環境，布爾什維克是唯一願意承認群眾的最極端要求的政黨。到9月中旬，他們在蘇維埃中獲得了一系列政治勝利，贏得了對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這些關鍵地區的蘇維埃的控制。

這時列寧要求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並公開號召武裝起義推翻臨時政府。臨時政府遷都莫斯科的計畫招來了一連串流言蜚語，說彼得格勒將放棄給德國人，以便使革命瓦解。利用由此而引起的恐慌，布爾什維克說服彼得格勒蘇維埃聲明自己通過其軍事革命委員會擁有對衛戌部隊的緊急權力。臨時政府被蘇維埃發表的有權控制衛戌部隊的聲明所激怒，於11月6日(舊曆10月24日)晨派部隊封閉了布爾什維克報紙。這一行動被布爾什維克看作是一場反革命政變的開始。他們調來了同情自己的部隊及工人赤衛隊保衛蘇維埃，但卻發現，政府實際掌握的部隊幾乎不存在。到了晚上，由於城市大部分已為自己所控制，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們開始了一個更加周密的接管公共設施及政府建築物的計畫。到11月7日晨，布爾什維克宣稱臨時政府已被推翻。那天夜晚，實際上是不流血的包圍和俘虜冬宮內的政府部長們，不過只是個蒼白無力的尾聲罷了。

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是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優良的組織，巧妙地駕馭群眾情緒的能力，列寧的專心致志的領導；但是，總的來說，他們的成功更多是運氣好和政府方面由於意見分歧和錯誤而未能履行職責。

莫斯科公國、俄羅斯、俄羅斯帝國和蘇聯的領袖

蘇維埃政府不失時機地通過一系列全面的法令宣布了自己的革命意圖。私有財產被廢除，土地歸耕種者所有。呼籲立即休戰。銀行收歸國有，法院及警察局由革命法庭及工人衛隊所取代。教會和政府分離，階級特權被取消，確立男女地位平等，改革曆法使之符合西方的習慣。其他政黨和派別遭到禁止，同德國簽訂了結束俄國參戰行動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將波羅的海沿岸諸省、波蘭、烏克蘭、芬蘭及高加索交由德國、奧地利和土耳其占領。列寧以大多數俄國居民和經濟資源為代價，贏得了鞏固自己統治的「喘息機會」。

對於蘇維埃政府來說，相對的和平鞏固時期由於1918年5月內戰的爆發而結束。雖然戰鬥十分激烈，而且還有一些國家進行了干涉，但白軍或反蘇維埃方面的目標在政治上相當脆弱，如他們有獨裁主義的傾向，不願讓農民得到土地，對待非俄羅斯少數民族，特別是對猶太人態度苛刻。共產黨人有著國內交通方面的優勢以及人民抵抗外國干涉的氣概。在一系列勝利中，紅軍重新占領了許多根據《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喪失的領土。曾經處在同盟國庇護下的獨立國家，烏克蘭、喬治亞、亞美尼亞及亞塞拜然，當地的共產黨人取得了建立新的蘇維埃共和國的權力，並根據條約同俄羅斯聯繫在一起。

俄羅斯內戰產生的絕望和忿怒情緒使共產黨的統治迅速轉變成恐怖主義的一黨專政。在對反對黨派進行鎮壓的同時，共產黨內的獨裁傾向也日益得到發展。該黨迅速強化內部組織並接受了列寧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對黨的決定必須以鐵的紀律予以服從，上級黨組織的決定對地方黨組織自動有約束力。

隨著1918年內戰的突然爆發以及一黨專政的出現，共產黨拋棄了自十月革命以來在經濟和社會方面所採取的相對漸進的作法。1918年6月，開始對大型工業實行全面國有化，試圖以此使俄羅斯社會直接進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經濟形勢急遽惡化，到1921年，在共產黨內外均出現反對情況的緊急時刻，正如已知道的，戰時共產主義的試驗被迫承認為一次失敗。工業處於停頓狀態，農村因徵糧引起的騷亂正動盪不安。罷工雖然非法，但在主要城市均有發生。1921年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軍基地發生的水兵兵變，使列寧和共產黨宣布結束戰時共產主義，並作為戰略退卻，實行新經濟政策。

列寧對新經濟政策做了解釋，說這是一次從暫時無法達到的共產主義目標向國家資本主義的退卻。貨幣制度及市場經濟恢復了。允許農民在履行納稅義務後自由出售其產品，大部分商業企業和許多小型工業恢復私營，容許出現一個由稱作耐潑曼(Nepmen)的小商人構成的新階級。大型工業、運輸、公益事業、金融系統以及主要的天然資源仍歸國家所有。

新經濟政策使得農業和工業生產迅速得到恢復，但引發了一場嚴重的爭論，即未來發展的模式應該是怎樣的。作為回答，列寧對黨內的理想主義情緒採取了嚴厲措施，並對著重意識形態的書記處進行了改組，由受到史達林影響的一些更著重紀律的人取而代之。隨後進行了整肅，並於1922年4月任命史達林為總書記。

5月，列寧病倒，這是一連串腦溢血的首次發作，而史達林開始戲劇性地取得權力。正是史達林，他於1922年12月強迫非俄羅斯民族的共和國正式同意與俄羅斯共和國結成聯盟，從而建立了蘇聯。到1929年，史達林的對手均被解除了在黨和政府中的職務。托洛斯基這位史達林的主要反對者，按照沙皇時代的作法，被流放到中亞。一年後，他被完全驅逐出蘇聯。

1928年以後，史達林將蘇聯生活的每個方面都置於黨的控制之下，並運用這種控制驅使國家經歷了一場前所末有的激烈的經濟改革試驗。中央的經濟計畫，特別是通過政府投資的工業發展計畫，對於史達林並非新事物，但是他的第一個五年計畫卻沒有經過認真的科學規畫，而只是一組政治上規定的目標。要使計畫得以完成，必須對蘇聯經濟進行更加嚴格的控制。經理人員也同工會一樣，失掉了大部分自主權，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交給私人的所有小型工業重新實行了國有化並且也置於同樣的中央計畫體系內。雖然這些計畫使蘇聯成了第一流的工業大國，並使它有了進行現代戰爭的技術基礎，然而消費品和農業卻蒙受損害。當工業化運動促使全國迅速邁向都市化時，住房建築材料的供應不足一直是蘇聯的一個經常性問題。

用強迫手段將蘇聯農村改組成集體農場是史達林革命的第二個重大成就，它同第一個有密切關係，它是工業化運動的經濟基礎。像強制規定進度的工業化一樣，史達林推行的強迫集體化是作為一種政治上的緊急手段，但是他需要的有保障的剩餘農產品從而得到解決，並且成了他的政權的永久性承諾。史達林的計畫要求對農民的土地、農具及牲畜實施全盤社會化。每個集體農場都被看作是一個合作社，它所耕種的土地是國家撥給的，作為回報，它應交稅並有義務以對國家有利的價格交售糧食。對於特殊的作物和農業實驗，國營農場保留按工業的標準付給勞動報酬。

對於集體化，農民普遍反對。消極抵制中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農民開始屠宰和吃掉牲畜，而不將它們交給集體；此後，全國各類牲畜有一半以上被屠宰。抵抗最激烈的地方是一些主要的糧食生產過剩地區(烏克蘭、窩瓦河流域、北高加索)，這裡的農民更富裕，傳統上更加獨立，而政府在這裡推行集體化最早並對剩餘糧食進行了最有力的控制。最積極的抵抗分子被當作「一個階級予以消滅」，即將他們放逐到西伯利亞或中亞。總的人數無法得知，但可能有數百萬人在放逐過程中以及在監禁著許多人的勞動營中死亡。到1936年，實際上100％的農戶已被吸收進某種形式的集體企業中。1932∼1933年的災難性乾旱和飢荒加劇了由集體化引起的混亂，造成了數百萬以及更多的人死亡。

與工業化和集體化同時實行的史達林革命的第三個主要方面，是將報權主義的統治實際上強加於生活的一切領域。史達林革命時期的社會模式首先是建立在以個人服從集體的基礎上。早在1929年，黨的權力就轉向蘇聯和知識界。開始是對哲學家和歷史學家進行攻擊，每一科學和藝術領域都受到極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支配以及黨的嚴格控制。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和藝術家不是保持沉默，就是在多數情況下被投進監獄。對生產進行直接工藝上的描寫或宣傳報導，是壓倒一切的要求。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是史達林的理想︰藝術是傳統的形式，易於為群眾接受，有教誨作用，並且是樂觀主義的。其他一切都被看作是「資產階級形式主義」，並予以禁止。

到1934年，史達林式社會的基本框架已在蘇聯的經濟和政治結構中確定下來。然而這個國家依然處於嚴重的緊張及不安狀態，不僅在人民群眾中間是如此，他們正經受著因集體化、飢荒以及強制推行工業化而帶來的生活必需品的匱乏；也不僅在知識分子中是如此，新近對他們實行了嚴厲的管制；而且在黨的統治集團內部也是如此，這裡對史達林態度的嚴酷方面抱有的種種疑慮從未完全克服。在這種情況下，史達林發動他的大整肅運動，逮捕、流放和處死了數百萬人，主要是蘇聯政府和工業界的共產黨員和官員。1935年開始並延續到整個1938年的整肅，以「公開」審判作為結束。這些審判引人注意的地方不僅是處死了一些老的反對派領導人，而且還包括新的史達林主義的黨領導人。在非俄羅斯的蘇維埃共和國，情況尤其嚴厲，那裡的黨和政府領導實際上全部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罪名被消滅。

大整肅的原因迄今依然模糊不清。有些權威認為，週期性的大整肅是極權主義的個人為保持對官僚機構的控制所採取的必然措施。另一些人則認為，整肅是明顯的越軌行為，是祕密警察工具暫時失控造成的。這些人還認為，這個時期是史達林自己所害的偏執狂精神病的發作期。從它對蘇聯政府機關、工業及軍隊造成的損害來看，整肅明顯是一種荒謬的現象，它削弱了獨裁統治的力量，而不是加強了它。這樣規模的整肅沒有再出現過，雖然同樣性質的小規模整肅仍在繼續，特別是在40年代末期。

在大整肅開始的同時，史達林採取步驟改進他的政權的民主外表，即提出了1936年的史達林憲法。除了有工作權和其他經濟權利外，個人傳統的民主權利得到了保障。實際上，由於共產黨擁有對一切任命的控制權，以及任何持反對態度的表現都被視為犯罪行為，這部憲法也因此受到破壞。

混亂的30年代即將結束時，蘇聯社會又面臨新的威脅︰德國法西斯主義。希特勒的軍國主義及其對歐洲版圖的構想自然使史達林感到焦慮。因為，如果發生戰爭，他的軍隊尚未做好打仗的準備。1939年8月23日簽訂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使希特勒和史達林對東歐進行了瓜分。在希特勒改變主意入侵蘇聯前，史達林實際上毫不費力地獲得了大片領土。波蘭的一部分併入了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波羅的海的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3國被占領和吞併。芬蘭遭到入侵，比薩拉比亞被占領；但是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蘇聯，推進十分迅速，只遇到輕微抵抗。看來直到最後，史達林都不認為會發生入侵。起初，德國人的勝利令人震驚。到11月，德軍已兵臨列寧格勒城下，深入到莫斯科效區，占領了基輔，東烏克蘭及克里米亞半島大部分均在德軍控制之下，但是當德軍開始超過他們的補給線範圍時，蘇聯人的抵抗加強了。1943年初的史達林格勒戰役標誌著戰爭的轉折點，蘇軍開始向西推進，並於1945年初進抵柏林。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蘇聯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犧牲。士兵和平民的死亡人數約為1,500萬到2,000萬。千百萬人或成為殘廢，或負傷或因營養不良而患病。物資損失也同樣令人震驚。官方估計為6,790億盧布，其破壞規模之大使得重建工作成了極其艱巨的任務。蘇聯平民那種承受苦難的忍耐精神，在歷史上也是少見的。該政權利用動員這種取之不盡的愛國主義犧牲精神，從而確保了它的生存。

到戰爭結束之際，蘇聯理由充足地宣稱，它對德國的軍事勝利表明它是世界上兩個最大強國之一。除了在德蘇條約期間它所占據的領土外，現在又加上了東普魯士的一塊、西烏克蘭、喀爾巴阡-烏克蘭以及日本割讓的遠東一些地方。蘇軍占領的地區從德國和波蘭經捷克斯洛伐克、東奧地利直到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

在戰後重建時期，對史達林的崇拜達到了頂峰。理論上是黨統治國家，但在實際上，是史達林統治黨，並通過它控制著蘇聯生活的每一個部分。他的同僚只是他在行政管理方面的親信。從1939到1952年沒有舉行過黨的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也極少召開。史達林這種統治模式也強加於他的東歐共產黨伙伴，起碼在他的權力能夠達到的地區是如此。在戰後年代，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全都成了屈從於史達林意志的蘇聯附庸國，而東西方之間的一場冷戰也立即開始了。

史達林留給他的繼承人的遺產，在許多方面都令人矚目。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果所獲得的大片領土以及對東歐的牢固控制都表明了蘇聯的世界強國地位。史達林所開展的工業運動，使蘇聯在重工業及軍事力量方面僅次於美國處於第二位。為此，史達林在初級教育及中級教育方面做了大量投資；大力培養工程師、技師及科學家；重新制定獎勵制度以鼓勵生產必需的技術人員；給蘇聯社會中新的工業精英們以顯赫聲望。但是，所有這一切都付出了代價︰數百萬人被送進勞動營或在大整肅期間被殺害，食物、消費品及住房長期短缺。

史達林留下了一個種種抱負受到抑制的遺產，這是他的繼承人必須認真對待的。首先，人們普遍渴望改善生活水準。其次，同樣普遍的是渴望有更大的人身安全，希望能過著沒有隨時被任意逮捕、沒有警察監視、沒有同事告密以及被送進勞改營的穩定生活。

第三是人們要求有更大自由，特別是自由地運用自己的才智和能力，而不用擔心其後果。這些願望在蘇聯新一代知識分子中表現得最集中。

1956年，即史達林死後3年，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雪夫發表了譴責史達林的著名祕密報告，宣告了非史達林化時期的開始。在否定史達林種種恐怖暴行的時候，赫魯雪夫實際上是個人作了不容許此類事件重演的保證。但是，意識形態方面也發生了變化。列寧提出並為史達林經常重申的教條︰蘇聯同所謂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在修正後的讀法是戰爭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這種新提法為重申和平共處理論奠定了基礎，這次沒有通常的保留以表示它的暫時性質。

非史達林化運動以及在意識形態方面重新進行闡述，都是為了擴大共產主義運動的號召力及加強赫魯雪夫個人在其中的地位，但是由此所引發的騷動幾乎毀滅了他。在知識分子和青年人中間，出現了一種抗議文學，它遠遠超出對史達林的譴責，而是對蘇聯制度本身進行了批判。到處出現的思想混亂的規模，其嚴重程度威脅到蘇聯對東歐的控制。1956年10月，愈來愈高漲的騷動達到了高峰，當時大批蘇聯軍隊開進匈牙利以鎮壓一場革命，在這場革命中，當地的共產黨人領導工人投入了反對蘇聯的戰鬥。同樣的干涉在波蘭也險些發生。

在黨內，反對赫魯雪夫的力量在增長，但由於第一書記這個職務所具有的權力，他鞏固了自己作為黨的領袖的地位。這時，他克服了東歐的危機，那裡的政治結構看來也穩定了。現在全世界都看見了作為蘇聯火箭技術成就的一次令人震驚的表演。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枚洲際彈道飛彈和第一顆人造衛星。這些成就將蘇聯的國際聲望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也增進了它的領導人的威信；但是同美國的關係依然處於緊張狀態。1959年秋赫魯雪夫訪美，希望能使緊張狀態得到緩和並贏得讓步，但是讓步並未出現。1960年5月，美國一架U-2高空偵察機在蘇聯內地被擊落，駕駛員被俘。原定於這個月舉行的巴黎最高級會議也因此告吹。60年代初的剛果內戰，1961年的柏林圍牆的建立以及最後是1962年10月的古巴飛彈危機都同蘇美關係的進一步惡化有著明顯聯繫。

古巴飛彈危機似乎將兩個大國帶到了戰爭的邊緣。人們發現，蘇聯政府假藉向古巴提供防禦性武器，正試圖在這個島國建立中程和洲際飛彈的發射場。美國政府迅速對古巴實行了海上封鎖，隨後甘迺迪總統和赫魯雪夫交換信件，後者同意撤出「進攻性」武器。

赫魯雪夫在同中國的關係上也面臨日益增大的困難。中蘇爭執的根本是蘇聯和中國是兩個有著不同命運的大國，各有其自己的明確利益。赫魯雪夫害怕中國將他拖入一場同西方的戰爭，拒絕向他們提供核武器，並在他們奪取臺灣的戰役中只給予象徵性支持。他對中國施加愈來愈嚴厲的制裁，減少貿易、軍事和經濟方面的援助，撤回專家，要求償還債款。

儘管在這些國際問題上存在緊張狀態，赫魯雪夫仍渴望再次同美國和西方改善關係。1963年，他簽署了《核子禁試條約》；對古巴的卡斯楚政權進行約束；緩和柏林問題上的緊張局勢並採取措施改進同西德的關係。

赫魯雪夫決心抓住「和平問題」有著更實際更具政治色彩的方面。尋求同西方搞緩和的最令人信服的原因就是國內的緊張和困難形勢。史達林以後的領導層所做的提高蘇聯低下生活水準的種種努力刺激了人民的欲望，但卻未能使他們滿意。將對武裝力量及重工業的投資轉向消費品是必要的，但這一投資來得太慢，而農業和工業的生產沒有對赫魯雪夫的政策作出令人滿意的反應。黨的領導層中許多人反對他對投資重點作出的改變，再加上柏林和古巴危機久拖的麻煩，造成了他的垮台。

以布里茲涅夫為首的蘇聯新領導很少赫魯雪夫那種果斷作風，他們重新強調集體領導。非史達林化受到遏制，實際上是向後倒退，儘管知識界對此表示了強烈反對。雖然在農業和工業兩方面都做了進行改革的努力，但產量仍落後於計畫。儘管航天和武器技術以及鋼鐵工業堪與西方現有的技術相媲美，但是在像自動化、電腦、石油化工以及工業研究及管理技術等新的工業領域，遠遠落在其他工業化國家的後面。布里茲涅夫的經濟革新受到一些人的歡呼，但是生產的結果表明，經濟基本上仍像先前那樣在運行——官僚機器抵制變革和更新。

在文化事業方面，這個政權變得日益保守和退步。許多持不同政見的作家及其同情者被逮捕、監禁或送往勞改營。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蘇聯的文化政策變得嚴厲了。對待作家索忍尼辛的作法具有象徵意義︰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前，警察已沒收了他的全部未發表的手稿，從發行領域撤掉了他少數已出版的著作；1969年11月，他被開除作家協會，第二年他獲得的諾貝爾文學獎只是加劇了對他的攻擊。儘管存在著被捕和監禁的危險，但在赫魯雪夫以後的這些年裡，抗議運動正在從科學界和創作界知識分子中的傑出代表向具有獻身精神的積極分子團體轉變，他們大部分為大學生及年輕知識分子。

布里茲涅夫政權在對外事務方面亦是困難重重。最麻煩的是同中國的關係。1969年3月在烏蘇里江沿岸及8月在蘇聯同新疆邊境地區都發生了暴力衝突。隨後進行了談判，但摩擦依然存在。越戰期間給北越的大量軍事和經濟援助被看作是為減少北越對中國的依賴所作的一種努力。

在東歐，布里茲涅夫發現存在一股日益增長的獨立情緒，並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間達到頂峰。那一年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形勢出現的自由化，導致蘇聯進行軍事干預，一為他們1956年在匈牙利的所做所為。對這次入侵所做的辯解，即後來稱之為布里茲涅夫主義的理論是︰每當蘇聯認為它的利益或其盟國的安全利益受到重大威脅時，它保留對其東歐任何一個共產黨鄰國的事務進行軍事干預的權力。1979年蘇軍入侵阿富汗，使這個理論付諸實踐，當時阿富汗在一年內經歷了多次政變和暴亂，從而威脅到了它的勢力範圍。

1965年2月，當美國對北越進行空襲後，蘇聯對「美帝國主義」進行日益猛烈的抨擊，但是，認識到改善蘇聯的經濟和外交地位，需要同西方建立某種形式的和睦關係，於是緩和政策出台了。改善東西方關係的一些重要步驟是德國問題於1970年得到解決(承認現有邊界不容侵犯)，美、蘇間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第一個協定於1972年達成，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最終條例(《赫爾辛基協議》)於1975年簽字。協議中的人權保障問題依然存在，蘇聯堅持認為，自己國家權限內的事務不能接受外部的監督。

伴隨著對西方貿易的順利開展以及因緩和帶來的經濟成就，是一系列外交上的勝利。1975年，北越完全征服了南越，第二年，蘇聯支持的革命者在安哥拉和莫三比克取得了政權。在阿拉伯半島，葉門(亞丁)於1978年成了蘇聯的親密伙伴，一次流血政變在阿富汗建立的政府同蘇聯簽訂了為期20年的友好條約。在美國，對蘇聯不斷加強的軍力的擔心在增長，但是兩國於1979年6月簽訂了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第二個協定，並到1981年將它們的戰略飛彈限制在2,250枚這個最高限額。

但是，對於蘇聯來說，主要的變化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1982年布里茲涅夫去世後，安德洛波夫成了共產黨的總書記，他自1967年以來一直是格別烏(祕密警察)的首腦。安德洛波夫是新一代黨的技術官員，這批人中包括自1978年以來擔任中央委員會農業書記的戈巴契夫。安德洛波夫上任不久，即開始對貪官污吏進行整治，並開展了反對酗酒和曠工的群眾運動，對待持不同政見者依然嚴厲，猶太人合法移居國外的速度放慢了。經濟更加惡化，農業遭受一系列歉收。由於一架韓國客機在堪察加半島上空被擊落，蘇聯在國際輿論中的地位進一步低落。

安德洛波夫於1984年去世，接替他的人是有病的契爾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他是老一代人中的最後一位。在他擔任蘇聯首腦的13個月中，農業繼續惡化，移居國外受到限制，蘇聯公民同外國人接觸受到密切監視，阿富汗的戰爭依然無起色。雷根總統的戰略防禦設想及北約部署地面發射的巡弋飛彈及潘興二式(Pershing II)彈道飛彈，使契爾年科為之惱怒和不安，他宣稱緩和已經結束並批評美國擴張軍備，但是他最後還是同意恢復核裁軍談判。

1985年契爾年科去世後，接替他任總書記一職的是54歲的戈巴契夫，他是自史達林以來最年輕的領袖。他立即全面整頓黨和國家的官僚機構，更換了40％以上的地方一級的黨委第一書記，並且對蘇軍最上層進行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迅速的人員調動。

在1986年2月舉行的第二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戈巴契夫強調蘇聯社會需要進行經濟和結構的改革及增加公開性。他希望黨提出的公開的、建設性的批評能導致蘇聯的處境發生許多必要的變化。這是一場改變東歐面貌並使蘇聯解體的革命的開始。在4年的時間裡,蘇聯產生了一個有若干非共產黨代表參加的新議會，阿富汗的戰爭結束了，一些個人的私營企業合法化，許多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從監獄或流放地獲得開釋，幾乎所有的蘇聯東歐附庸國都拋棄了該國執政的共產黨並目睹了蘇軍從他們的國土上撤出。

在這些戲劇性變化的基礎上，蘇聯經濟卻處在災難邊緣。消費品長期短缺，阿富汗戰爭及同美國的軍備競賽使蘇聯經濟進一步變弱，這些活動使得為維持大多數蘇聯人的最低生活水準的經濟能力大大降低。雖然各方面均認為經濟改革是絕對必要的，但戈巴契夫的宣傳機構強調進行政治和選舉改革，企圖以此擺脫掉充滿官僚主義惰性的行政管理機構。這些改革讓蘇聯第一次體會到真正民主管理的意義，而人民也迅速得到了新的自由。新成立的議會於1990年選舉戈巴契夫為總統，改革的成果開始剝奪了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戈巴契夫原先的一位支持者葉爾欽在同年被選為俄羅斯聯邦名義上的主席，但他退出了共產黨並宣布戈巴契夫的改革不夠全面。

在試圖將經濟及行政管理的決定權下放的同時，公開性也使蘇聯內部敏感的民族問題增加了，並使長期鬱積的種族敵對情緒隨著蘇聯影響的減弱及各共和國自由的增加而爆發出來。幾個少數民族之間發生了暴力衝突，最主要的是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衝突，但在喬治亞、烏茲別克和摩達維亞也有衝突出現。波羅的海沿岸各共和國看到了有爭得更多自治權的機會，當他們為自己要求愈來愈多的主權時，一系列危機開始出現了。到1990年底，所有的共和國都得到了某種形式的國家主權。

戈巴契夫擔心蘇聯會瓦解，便試圖重新確定蘇聯的性質以及各共和國同蘇聯本身的關係。一項所有各共和國都參加的新的聯盟條約預定於1991年8月簽字，該條約的構想是建立一個由主權國家組成的聯盟。這項條約的簽字日期的迫近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反對戈巴契夫政變的背景，這場失敗的政變由共產黨的中堅分子發動，他們認為改革走得太遠，蘇聯的中央控制將會喪失。在引人注目地顯示了公民的憤怒、軍隊的反對以及俄羅斯共和國的領導人後，政變結束了，戈巴契夫重新獲得了權力。共產黨的名譽掃地，它的死亡已是確定無疑的了；而戈巴契夫曾希望阻止的分裂趨勢，反倒加快了速度。波羅的海沿岸各國是首批宣布脫離莫斯科完全獨立的國家，這3國並於1991年9月作為獨立國家加入了聯合國。其餘的共和國都使自己同戈巴契夫和蘇聯中央保持一定的距離，並談到要建立一個全新的共和國聯盟。當1991年12月8日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簽訂了組織「獨立國協」的新條約之後，這種談論結束了。「國協」認識到蘇聯已實際上死亡，便承擔了蘇聯的國際義務以及保證進行經濟和軍事合作。戈巴契夫的時代結束了。12月25日，戈巴契夫正式宣布辭去蘇聯總統職務，並將蘇聯政府的標誌轉交給俄羅斯共和國。蘇聯的旗幟從克里姆林宮降了下來，代替它的是俄羅斯的旗幟。

蘇聯以後的俄羅斯

1991年12月31日，蘇聯已正式不存在了。1991年12月21日，俄羅斯及10個其他前蘇聯共和國宣布獨立，並建立「獨立國協」(CIS)。這個新的結構鬆散的集團並不是一個國家實體，雖然從技術上講，前蘇聯武裝部隊就是現在的國協武裝部隊。對這支軍隊的控制立即引起爭執，特別是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俄羅斯保留著蘇聯核武超級大國的地位，獨立後，它掌握著世界上最大的常規部隊。所有的蘇聯大使館和領事館都成了俄羅斯的大使館和領事館。俄羅斯也取得了蘇聯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的席位。俄羅斯控制著這些後繼國，而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懷有歷史上曾有過的對俄羅斯帝國野心的疑慮。

這個稱作俄羅斯聯邦的新國家開始走上了民主和市場經濟的道路，但對如何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內實現這種轉變，卻沒有任何明確的概念。像大多數前共和國一樣，一獨立就遇上嚴重的失序和經濟混亂情況。俄羅斯被迫向西方國家尋求幫助，在情況並未迅速得到改善後，葉爾欽受到了嚴厲批評。

這個國家由於在1917年前是一個帝國，如今出現了一些難以忽視的民族問題，許多曾是帝國一部分的自治的民族地區，如今再也不願處在俄羅斯的霸權之下。俄羅斯東正教會在新生的俄羅斯重新確立了它是道德指導力量的地位，但是在少數民族中間有許多其他宗教，特別是伊斯蘭教，在經歷了蘇聯幾十年的鎮壓後，變得強大起來。同時，許多俄羅斯的共和國(少數民族的家園)開始尋求更大的自治權。韃靼人協商額外的權利和特權，而車臣共和國在1991年宣布獨立。然而，2000年中央政府企圖把他們隸屬於7個新的聯邦行政區下，以加強控制那些自治共和國、行政區和地區。

葉爾欽的政府很快把重點轉向解放俄羅斯的經濟，實行國營企業的私有化，撤銷對市場交易的限制。然而，隨著這些改革而引起了經濟上的危機，因為以前的蘇維埃企業一般都是效率很低的，在全球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它們的新主人往往把他們手中的資產變成現金，然後轉移到國外，結果使得俄羅斯人民大多處於經濟困境中。葉爾欽與俄羅斯國會之間的分歧，尤其是在經濟改革方面的分歧，導致葉爾欽於1993年9月解散國會。10月，反叛的國會武裝支持者企圖奪取政權，但是軍隊站在葉爾欽這一邊，迫使反叛者們投降。1993年12月通過一部新憲法，增加了總統的權力，90年代中期，葉爾欽努力鞏固對俄羅斯的政治控制。

1994年底，俄羅斯軍隊進入分離主義的車臣共和國，1995年轟炸並占領了它的首都格洛茲尼(Grozny)。1996年車臣軍隊將俄羅斯人趕出格洛茲尼，並贏得了停戰協定，協定要求俄羅斯完全撤離車臣。但是，1999年在俄羅斯幾個城市發生了一系列的爆炸案，俄羅斯政府認為是車臣民族主義分子所為，於是總理普丁(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重申俄羅斯對車臣享有主權，再次派俄羅斯軍隊進入車臣共和國。2000年俄羅斯軍隊重新占領了格洛茲尼，但剩餘的車臣軍隊逃往南部山區，繼續對俄羅斯人所在地方發動游擊戰。

同時，俄羅斯的經濟困境持續著，1998年一場金融危機導致貨幣貶值，趨於破產，政府拖欠外債。不斷加劇的經濟困難以及對貪腐的辯解使葉爾欽的聲望下挫。1999年12月31日，葉爾欽辭職，由普丁繼任總統，他及時地開脫了葉爾欽的任何非法活動。2000年的選舉確認了普丁的總統地位。他的政府試圖加強對俄羅斯騷亂地區的控制，按照許多觀察家的說法，普丁政府轉向封殺媒體對普丁在車臣的統治或戰爭的批評。不過，俄羅斯的經濟在近10年的緊縮後，終於在2000年開始出現成長的趨勢，俄羅斯有希望在新的千禧年裡經濟和政治會有更大的穩定性。